年3月2日郭广杰先生告诉我，下雨后他在古洞口发现大量的陶片、瓷片、陶泥团、烧结块、灰坑、残砖碎瓦块等等，还有残断石器、疑似古窑炉，我立刻感觉这可能是汝州乃至中国陶瓷历史上的重大发现。

第二天，我约上杨占营、刘占江与郭广杰一道前去古洞口探查。后来，朱文立大师也去勘查，汝州市文物局派员进一步开展勘探。现在，我就目前发现的陶片、瓷片、灰坑、古窑炉等试做分析。

一、发现的物件

1、远古陶质物品及相关物件有：大量的红衣夹砂陶片、红衣夹砂彩陶片（黑色勾边纹、网格纹、弧纹、直线纹）、夹砂灰陶片、泥质红陶片、泥质灰陶片、红陶带足釜底、黑色陶片、绳纹砖瓦断片、灰坑及草木灰、生陶泥团、琉璃化陶泥团、土制窑炉、焦化炉壁土块、残断石器、红烧土块、蚌壳和田螺壳、动物骨头等等。

2、青色釉陶片、黑色釉陶片、原始青瓷片、原始黑瓷片。

3、粗质白瓷片、细质白瓷片、细质乳白瓷片、灰胎青瓷片、红胎青瓷片、素烧瓷片、粗瓷碗底、黑白两面瓷片、残破匣钵、土制瓷窑炉等。

二、窑场的地理环境

年10月29日河南省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公布汝州市“古洞口遗址”为平顶山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古洞”是“古同”、“胡同”的误写。“古同hútong（胡同）”，是“衚衕”的简体字，汝州读音“guodaor过道儿”，通常指城镇或乡村的小街道，有的地方称为“里弄(lòng)”、“巷弄”、“巷子”。在汝州，与之类似的地方也称“古同”。

“古洞口遗址”就是以附近的“古同口村”命名的。古同口村原属于米庙镇白马村，年划归骑岭乡。原来沿着河沟“白马（牙）石沟”两岸的土崖上有许多村民挖洞穴居，年后居民陆续在河沟东岸建房居住形成村子。

“古同口”指的是狭长的白马（牙）石沟的出山口处。现在村子旁边的河沟最为狭窄（宽度约有米）。由此向南河沟突然变宽，大约0米之外，河沟出峡至平川地，最宽处约有米。此间河沟呈“喇叭碗”状，故此，自古至今人称“古同口”。如今，古同口两岸崖壁陡立，约有4米高，底部中心形成宽约15米深达三米的河道，两边俱为农田。崖壁根部稍有坍落土堆。

《汝州文物志》介绍，“古洞口遗址位于汝州市米庙镇古洞口村西南，山涧河沟西岸台地上，南北长米，东西宽米，总面积平方米。古洞口遗址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内容丰富，文化层厚度约2米。从东部断崖处可以看到形状不一的灰坑，灰坑内有木柴烧后的青灰（草木灰）、红烧土块及大量的蚌壳、田螺壳等。遗址内采集的器物有红衣彩陶、白衣彩陶，器表多用赭色和黑色彩绘，纹饰有圆点纹、勾边纹、重弧纹等；夹砂红陶多为炊具，器表多饰以附加堆纹、弧纹等；器形有小口尖底瓶、屈腹盆、敛口钵、釜形鼎、大口直壁缸、陶纺轮等。这些陶器是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典型器物，其造型与陕县庙底沟、伊洛地区秦王寨类型相似。”

《汝州文物志》介绍的“山涧河沟西岸台地”处于风穴寺龙山最南端的拖迤部分。从河沟崖壁看出，此处为绛红色粘土，土质纯净细腻，土层深厚，人称“高岭土”，是历来制作陶器的上等原料。台地紧依的北部山体为疏松的粉白色矿土，人称“白鳝土”，也是史书上记载的名贵制瓷原料“风穴土”、“观音土”。附近山区分布有硅、钙、铝、镁、铁等多种矿石、矿土。

白马（牙）石沟西邻风穴寺，周边山峦起伏，树林茂密。沟底时有水泉流淌，汇成小溪，曲折南流。每到雨季，山洪下泄，巨流滚滚。就古代设立窑址的基本条件来说，古同口处十分合适，除了水资源保障外，最为重要的是原料丰富，高质量的粘土、瓷土充足，附近山上又具备大量的林木燃料，河沟里还有露天煤层。

三、结合陶瓷制作历史分析

1.打破全国窑址发现记录

《汝州文物志》只介绍了该遗址曾发现大量的新石器时期的物件，但无发现瓷器，更无发现陶窑和瓷窑。到目前为止，汝州区域内也只是发现了瓷窑址(疑为宋代以来的瓷窑，但无明确断代），未有一处古陶窑址。与汝州古洞口遗址同一类型的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和荥阳秦王寨遗址，甚至最近几年发掘的大河村遗址，均未发现古陶窑遗址。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窑址标本》收录了故宫专家自年以来赴全国各地考察古窑址所采集的余个窑口的陶瓷标本，河南和河北两省发现的窑址标本资料的时代上起东汉、下至明清，其中以唐到元代的标本尤为丰富。

截至此文发稿止，古洞口已经发现和勘探出15座土窑炉，其中包括烧陶炉和烧瓷炉；古洞口东岸有米长由杂碎土渣覆盖，未能探察，其下很有可能掩盖不少窑炉；古洞口西岸高台地之上初步探测出三座土窑炉，尚有大面积未经勘测；古洞口河身（米宽度）之中，可能在历史上被山洪冲掉许多窑址；再者，古洞口村以北也可能存在一定数量的窑炉。从已发现的陶瓷片和窑炉看，有古陶（红陶、彩陶）、原始瓷(釉陶)、白瓷、黑瓷、青瓷、黄瓷等，更重要的是发现大量的古陶窑炉，也有后代瓷窑炉，从远古制陶到制瓷到汝瓷的制作链条全部呈现。这里应当是时间跨度最大、窑炉种类最多、分布范围最大的制陶、制瓷窑场。这在数量和种类上打破了全国陶瓷窑址的发现记录。无疑，这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项重大发现。

2.破解“鹳鱼石斧图”等彩陶缸的来源之谜

年初，河南省汝州市阎村遗址出土了“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经碳14鉴定，其为年前的二次葬棺（古文化研究专家马世之说：“据同类遗址碳-14测定的数据,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0年”）。年又出土了“扶桑日月图”彩陶缸和“鹳象虎图”彩陶釜（均由汝州高万须命名）及其一些红陶尖底瓶等。这三个陶缸（釜）的质地和制作方式基本一致，其器壁上所绘的大型彩图风格大致相同，判其制作年代相差不大。

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绘有丰富含义的物象画红陶器。一直以来，人们对这类陶缸的来源，即制作地，发出疑问：是产于阎村遗址当地，还是汝州区域其它仰韶文化遗址制作，还是由远地做好后搬运至阎村遗址使用？目前，阎村遗址尚未发现制作红陶的窑址，对这一问题还不能作出准确的回答。

然而，古洞口遗址发现了远古烧陶窑炉，对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答案支撑。古洞口遗址距阎村遗址仅有10公里之遥，在古洞口将器具制作好后搬运到阎村，即使在年前，也并非难事。当时，汝州区域皆为黄帝次子昌意的封国鄀国，汝州所有的40多处仰韶文化遗址都是昌意部落的属族，令任何一族制作所需的器具应是畅行无阻。即便阎村遗址没有窑场，可以说，“鹳鱼石斧图”彩陶缸这类旷世奇作是出于汝州本地，绝非它地舶来。

3.改写中国制陶起源地的记载

下面这一段是目前有关中国制陶起源的权威性结论：

“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六千年，彩陶是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征，根据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约-年。这时期的陶器以红陶为主，灰陶、黑陶次之，红陶分细泥红陶和夹砂红陶两种，主要原料是粘土，有些器皿根据其用途不同而掺杂少量砂粒。陶器皿种类主要有盆、罐、钵和小口尖底瓶等，质地有泥质陶和夹砂陶。龙山文化，据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约-3年，黑陶是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尤以“蛋壳黑陶”最为精美。这种艺术的珍品是用细泥粘土经过精细加工烧造的。”这与古籍记载相一致。

《周书》“神农耕而作陶。”（约年前）”《列仙传》：“宁封子者，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约年前）”《史记·五帝本纪》：“舜耕于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约年前）”

然而，大家注意，河南省汝州市阎村遗址出土的“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等确认的年代为距今大约年，当时此地制陶技术和绘画技术已经高度成熟，不仅陶器制作坚实精美，而且画作涵义深刻（“鹳鱼石斧图”和“鹳象虎图”属于物象画、“扶桑日月图”属于抽象画）、画艺高超、颜料考究，不论器具或是画作水平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同一时期的其它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址尚处于初级阶段（装饰画）。

按照绘画艺术的发展过程（装饰画→物象画→抽象画→意象画）看，绘制纹饰的彩陶早于绘制物象画的彩陶。根据文物专家研究的结论，中国制陶的起源时间在距今大约——0年间，早于阎村遗址0——年。汝州市古洞口遗址发现的纹饰彩陶，按照前面的分析，也早于阎村遗址0——年，也就是说较之它地仰韶文化遗址也早于0——年。换言之，古洞口遗址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制陶地，或者说是中国陶瓷的起源地。

这一点还可以从中华文明的起源加以论证。0年前，天皇伏羲分封女娲于汝水之阳（今汝州），建立女娲国，炼石补天，抟土造人，其后成为女皇（伏羲、女娲、神农三皇之一），汝水始得其名（《世本·氏姓篇》：“女氏：天皇封弟娲于汝水之阳，后为天子，因称女皇，其后为女氏”）。汝州市中山寨遗址出土的鹳鸟腿骨十孔骨笛（骨管定音器），判定为多年前的器物，可以印证古籍的记载。经过女娲族人的开发，汝州之地成为天下最为富足文明的地区。女娲族人，史称“古鄀人”。年前黄帝联合炎帝，打败蚩尤族，统一中原，随将其次子昌意分封于古鄀人的地盘，建立鄀国，黄帝随昌意居住生活，创造了中华新时期的辉煌。女娲时期，制陶或即起始，至神农时期（约公元前——0年），制陶技术已经基本掌握，初具彩绘技艺（纹饰图案）。这就是古籍记载的“神农耕而作陶”。

由上分析可知，制陶起始于汝水中游，古洞口遗址处是重要的烧造地，制陶技术逐渐向周边传播，较早传入地当是汝河上游和嵩山颍河上游。

4.破解由陶到瓷过渡的奥秘

古洞口遗址不仅发现有大量的纹饰彩陶而且有琉璃化陶片和残破器件（原始瓷），还有轻釉黑陶片和轻釉青瓷片（釉陶）。这是由陶到瓷的过渡期实物。古洞口遗址发现一个黑色小口尖底瓶残破件，其质地为粗沙无施釉层，而其表面被烧得溜光。后来的釉当有此类烧制结果得到启发制得。这个尖底瓶有多少年代？或有年以上，也就是尧舜时期，其前一直流行尖底瓶（陶质）。直到汉代，才出现较为可观的施釉陶（釉陶）。古洞口遗址就发现有一些青色和黑色釉陶片。汝州老烟厂汉墓群出土大量的青釉陶器，其年代是东汉初期（距今年）。釉陶的产生是制陶工艺的一个大进步。在古洞口遗址，这个进步却跨越了个年头。这一跨越精彩地破解了由陶到瓷过渡的奥秘。

5.改写汝州的制瓷历史

关于汝州的制瓷历史，最早的记载见诸于清代许之衡《饮流斋说瓷》：“吾华制瓷可分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其中包括汝州汝瓷的制作年代。近年来，见诸报端之鲁山县（古汝州辖管）段店发现花瓷窑报道，段店花瓷“始烧于唐初，延续至元、明，烧造历史一千余年”。汝州风穴寺山口发现瓷窑址已经发掘，但未见发掘报告其烧造年代；汝州张公巷瓷窑遗址尚在发掘勘探之中，仍无定论烧造年代。

汝州古洞口遗址发现大量的各色瓷器残片和陶窑、瓷窑，可以依次准确考证汝州制瓷烧造年代。黑瓷、青瓷、黄瓷年代至少可断为唐、五代交替期；白瓷可断至晋隋之间；釉陶至少可定在东汉初年；而原始瓷或可推至尧舜时期，至少在夏商时期。如此则可大幅度前提汝州的制瓷历史。

6.刷新中国陶瓷一地不间断烧造历史记录

汝州古洞口遗址目前发现的陶瓷窑炉及陶和瓷物件，数量之多、年代跨度之大、分布范围之广、发现的品种之全，尚为全国少见，其可看出此地陶瓷烧造的连续性和悠久历史，显示中国最圆满的陶瓷制造链条，从而涮新中国陶瓷一地不间断烧造的历史记录。

陶瓷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以强烈的生命热望和极大的创造力,为我们留下了灿烂的陶瓷艺术精品。这些陶瓷艺术品记载了中华民族成长的历程，成为中华民族文明的见证。汝州古洞口发现大量的陶瓷烧造窑炉遗存，是中国陶瓷史的一个重大发现，其将会对中国陶瓷技术研究、陶瓷文化研究、陶瓷历史研究，乃至中华文明史的研究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