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后主十五年，北宋太祖开宝八年（年）十一月；

宋军向围城长达半年的金陵城（今江苏南京），再次发动进攻。二十七日，金陵城破，宋军与吴越军涌入城中，南唐后主李煜奉表请降。立国江南39年的南唐政权，宣告灭亡……

如果我们把历史的时间，稍微往前推进那么十几年，就会发现；统一天下这件事，似乎应该由南唐来完成，南唐才更像一个赢家该有的样子，而不是那个从别人家抢皇位的“老赵”。

而实际上，在南唐的身上，我们的确能看到一个上升型国家的各种“优秀表现”……

江淮的沿海制盐业，每年能给南唐贡献几百万的财政收入；福建的制茶业，可以让南唐国主毫不吝啬地，一次送给后周皇帝50万斤茶叶；景德镇的瓷器加上扬州的造船业，让南唐最先尝到海外贸易的甜头；

安徽歙州的一方龙尾砚，可以让后来的欧阳修用上20年；南京的澄心堂纸，更是成为当时江南文人墨客，争相抢购的上等佳品。

《韩熙载夜宴图》▲

如果这些还不够，南唐还有；

周身黑甲的“黑云长剑”，虽然仅有五千人，也足以让北方的沙陀人不敢窥伺江南；南唐的人口基数是后周的1.5倍，而实际国土面积只有后周的一半；凭借海运的优势，南方的茶叶、瓷器源源不断地运往北国的契丹，而随着换来的，则是南唐极为短缺的马匹，以及更为稀缺的猛火油，或者可以称之为石油；

江浙产粮区，每年供给上百万石的粮食，直到北宋，这里依旧是粮食的主产地；而扬州和南京，在经历五代初期的战乱后，繁荣与富足再一次成为城市的主要基调；李煜的岳父周宗，凭借身份优势，聚资百亿，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资本大鳄”，名副其实的“周总”。

时至今天，我们似乎依旧可以透过景德镇窑炉的袅袅风烟，和金陵城染坊的天水碧布，感受到南唐的别样繁华；

云锦▲

可是，仅仅过了十几年。建隆二年（年），当李煜登基时，他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北边，长江以北的江淮十四州，被迫割让给后周。从此，南唐失去了重要的淮河防线，以及主要的产盐地，并且每年还要承担上百万的朝贡，这还不包括平时偶尔给宋朝皇帝“随礼”；东侧的吴越国，西侧的武平节度使更是小动作，频繁袭扰南唐边境；而在南唐中央，三朝老臣廖居素，不惜“闭门却食，立死井中”，只因他不愿看到亡国之日。

仅仅过了十几年，南唐怎么硬是将一场“顺风局”，玩成了“逆风局”？

李煜▲

一、江淮“一把手”

唐朝末年，席卷全国的黄巢大起义，彻底击垮了唐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行政机构。手握权柄的节度使，摇身一变，成为地方政权的实际掌控者。

盐作为当时重要的经济资源，成为上至节度使，下至平民百姓争相抢占的资源。并由此在一些夹缝地带，形成了一群具有武装性质的盗匪团伙，庐州人（今安徽合肥）杨行密就是其中之一。

杨行密的盗匪生涯并没有持续太多时间，很快就遭到了官府的围剿，被捕入狱。恰逢地方军阀扩张军队，杨行密应征入伍。几年后，杨行密在庐州杀掉军吏，驱逐刺史，自立为八营都知兵马使。时任淮南节度使高骈只好承认既成事实，任杨行密为庐州刺史。杨行密从此一跃而上淮南政治舞台。

光启三年（年），高骈被部下杀害，江淮地区陷入混乱。杨行密趁机扩张势力，与来自北方的军阀孙儒，争夺江淮地区的实际控制权。

景福元年（年），杨行密在广德（今安徽广德）大败孙儒。同年八月，唐中央政府被迫承认杨行密在江淮地区的地位，正式任命其为淮南节度使。

获得“官方授权”的杨行密，开始在江淮地区疯狂扩张。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以扬州为起点，向东占领润州（今江苏镇江）、常州；向西占领升州（今江苏南京）庐州、舒州（今安徽潜山）和滁州；向北占领泗州（今安徽泗县）、楚州（今江苏淮安）、濠州（今安徽凤阳县）、寿州（今安徽寿县）、光州（今河南潢川）等地。（后又占领鄂州和江州）

至此，长江下游沿线和淮河沿线南部的所有重要城市，几乎都被杨行密占据，其然成为南方第一割据势力。

杨吴政区图▲

天复二年（年），潜逃的唐昭宗封杨行密为吴王，官拜东面行营都统、中书令，诏令他讨伐朱温。同年，杨行密试图北进中原，驱逐朱温。但最终不敌，双方遂以淮河为界，展开长达几十年的并存对峙局面。

到目前为止，杨行密的故事似乎并没有什么新意，依旧是一个典型的军阀成长史。那么，这又和后来的南唐有什么关系？我们接着往下说……

二、徐温当权

杨行密以及后来的南唐，与同时代的割据政权，如同是并行的两驾马车，当行驶到狭窄的分岔路口时，双方不可避免地要各自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事实上，历史的微妙细节，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变化……

职业军人出身的杨行密很清楚，在当时看来，武将以及其背后所掌握的军事力量，是影响一个武装集团或是政治团体，能否能够长期稳定存在的关键因素。

虽然他也试图削弱武将集团对政权的影响，并且从多方面压制和收缩将领的权力。但由于正处于开创期，军事集团依旧是整个政权的核心资本。因此，用来制约武将的措大都无法真正长效地执行下去，武将集团依旧是整个政权最大的不安定因素。甚至，直到杨行密临终之际，仍然有人试图分割杨氏一族的权力。

既然无法彻底地消除来自武将集团的威胁，那么有效的制衡还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我们扒开杨行密时期的这段历史，会发现；与北方政权不同的是，底层文人正逐渐进入当时的杨吴政权，而徐温就是当时众多不起眼的底层文人中的一员。

实际上，徐温压根都算不上是个文人，他是私盐贩子出身，早年投到杨行密麾下。不过，徐温虽然没怎么读过书，但做事很机灵，在很多关键时刻，都对杨行密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前文提到，杨行密临终之际，有人试图分割杨氏一族的权力，正是因为有徐温才未能得逞。

唐天佑二年（年）十一月，杨行密去世。与徐温私下往来密切的长子杨渥，承袭吴王位，为淮南节度使、东南诸道行营都统。

杨渥的顺利继位在当时来看，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政治现象的转变；表明在杨吴政权内部的权力结构中，权力的传递第一次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虽然其中仍有徐温若隐若现的身影。但至少能够说明，一条政治脉络正在杨吴政权内部逐渐形成。

可惜的是，杨渥实在不争气“昼夜酣饮作乐，然十围之独以击毬，一烛费钱数万。或单骑出游，从者奔走道路，不知所之”！

徐温没有想到自己捧上去的，居然是这么个玩意儿！二人言语之间，便多有龉龃！

杨渥一不做二不休，打算先动手把徐温除掉！但徐温是老江湖了，早在杨渥动手以前，就已经控制了杨渥的三千亲兵。天佑四年（年）正月，徐温、张颢率牙兵二百人，闯入杨渥居处，剪除杨渥亲信。从此，徐温开始掌握杨吴大权。

如果我们就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徐温贸然带兵覆灭杨渥，是极为冒险的一步棋……

实际上，徐温并不是一个靠军事起家的职业军人。虽然在杨行密创业的过程，他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事实上，他更像是杨行密身边的一个职业幕僚，而非是一个职业军人。他的权力所及，仅限于朝堂上的政治活动。

在兵兴时代，任何一个不起眼的火星，都有可能带来燎原之火！

徐温给当时的人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关系学：他意识到，要想堵住悠悠众口，有一个好办法：交出一只替罪羊。而曾经的“战友”张颢，显然是最佳人选。就这样，徐温先行下手，派人杀死张颢，且将弑君之罪归于张颢，自己名正言顺地主持杨吴国政。

徐温所谓的掌权，并非我们想象中大权独揽、只手遮天的感觉。其实，他能控制的权力和人少之又少。复杂的武将体系和军事力量，让他很难切入进去。

如此，徐温又凭什么能坐稳杨吴这把交椅？

徐温的想法，和当初的杨行密一样，那些碍眼的武将，究竟怎样才能把他们搞掉？

天佑六年（年，此时唐朝已经灭亡），徐温当政后不久，开始在境内进行公开选举。此举意在绕过地方上的节度使，将地方上的人才直接选拔到中央，再由中央派驻到各地任职。如此一来，节度使便失去了人事任命权。

随着底层士人不断地涌入中央，参与到政权的政治运行中。曾经被武人政治冲击的士人集团开始逐渐苏醒，围绕徐温为核心的政治模式，开始运行。

如果把整个五代历史展开来看，杨吴政权要比同时期的所有割据势力，先一步进入了士大夫政治的演化序列。但南唐最终的败亡，也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立国江南

话说当年杨行密攻打濠州时，发现流落此地的孤儿“彭奴”，便收为养子。其后彭奴在杨家受到杨渥的忌恶，杨行密遂把他转交给徐温抚养，取名徐知诰，也就是后来的南唐开国皇帝，烈祖李昪（biàn）。（另一种记载，是徐温当年发现的“彭奴”，收为养子）

徐温的长子徐知训与徐知诰之间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亲生儿子忒混蛋，养子努力继家产”的狗血故事。徐温虽然对徐知诰非常满意，但养子终究是养子，何况徐知训当时还没有死，所以自己的衣钵只能由亲生儿子继承。

天佑十五年（年）六月，吴将朱瑾在扬州发动兵变，杀死徐知训。徐知训的死，让徐温面临一个难题，不管他愿不愿意，此时的徐知诰是做接班人的最佳人选。除非，他打算硬要把权力过渡给自己年幼的诸子。那么最终的局面，可能还是被徐知诰夺走，只不过那个时候，徐氏一族恐怕难逃一劫。

有鉴于此，在徐知训死后不久，徐温任命徐知诰为淮南行军节度副使、马步督军副使、留镇扬州，彻底取代徐知训的位置。成功上位的徐知诰，首先做的就是不动声色地地拆解徐温的势力。并最终在徐温死后，顺利承袭其绝大部分的权力。

事实上，杨吴（南唐）每一代掌权者上位，都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彻底消除武将集团对政权的影响，并尽快建立文治体系。

徐知诰很幸运，历史赋予了他很好的机会。他掌权后，恰逢中原梁、晋夹黄河苦战，北方的契丹也开始与中原有军事冲突。在战乱中难以立身的中原士人纷纷逃向相对安宁的南方。徐知诰将这些南渡的士人收入自己麾下，并逐渐以此来替换掉杨行密、徐温时代的旧臣。

天祚元年（年），徐知诰受吴禅已成必然之势。这一年，他接受了杨吴所封的尚父、太师、大丞相、大元帅称号，继承徐温齐王爵位，以昇、润、宣、池、歙、常、江、饶、信、海十州为齐国。这十州“自润循江而上，至于江则中断吴国之腰膂，江都之与洪、鄂，脉理不属矣。自常、润波海界淮而有海州，则有包举吴国之势。”

次年一月，正式建立大元帅府，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盐铁官。十一月，吴帝“诏令”徐知诰设置百官，以金陵为吴西都。徐知诰即将代吴之事，在杨吴尽人皆知，甚至荆南政权的高从诲都来劝徐知诰尽早即帝位。次年八月，吴王下诏，禅位于“齐王”徐知诰。

南唐昇元元年（杨吴天祚三年，后晋天福二年，公元年）十月，徐知诰正式受吴禅，在金陵即皇帝位，改元“昇元”，任命百官。

昇元三年，徐知诰复姓李，改名为“昪”，改国号为“唐”，以李唐皇室后裔自居。江淮历史正式进入南唐时代。

南唐政区图

“李昪代吴”如果放在整个唐宋历史中来看，算不上什么大事件，很多人甚至可能听都没听过。但如果将历史的视角，固定在朱温代唐后的五十多年割据时期，这一事件的意义，则完全不同……

杨行密政权草创之初，各武将拥兵镇守一方，实则为集地方军政大权为一体的节镇，是唐末藩镇体制的延续。在这样的体制之下，政权中心略有动荡即有可能在各节镇引起反应，甚至导致杨吴政权的分崩离析。

经过徐温、徐知诰两代努力，武将在杨吴政治中的作用大为削弱，全国统一的土地、赋税制度的推行，以及地方官吏的任命，使地方的经济、政治大权都归于中央。至徐知诰受禅之前，这个政权已由节镇体制过渡至中央集权体制，作为这个中央集权政权的实际统治者，徐知诰顺利受禅。这一政治体制的转变也体现着唐末至宋之间的政治转型。

我们再从杨吴政权内部来看。“李昪代吴”本质上是当时江淮统治集团内部的一次权力嬗变，比如李昪在登基后，尊徐温为“义祖”，其实就是在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表明自己的法统是有根可循的。

其次，在整个徐温时期以及后来的李昪时期，江淮政治集团内部有一个很明确的共识：权力的传递并非一定要通过血腥的军事斗争才能完成，通过更为复杂的政治活动，可以以最低的成本，来获取最大的权力。最关键的一点，政治活动是需要极高的门槛，那些武将和底层的军官，连入局的资格都没有。这一点，比之北方沙陀三朝的暴力更迭，则更为平缓和婉转。

由此一来，杨吴至南唐，完成了同时期其他政权所未完成的政治演化。事实上，即使是后来政治制度化最高的后周，也依旧未能达到南唐的程度。要不然，仅凭一个“陈桥兵变”是不可能让赵匡胤窃国成功的。

那么，既然南唐的政治化高度要远超其他政权，那为何最终还是败了呢？这就要说到李昪立国后，在南唐内部，士人政治的另一种演化方向……

四、党下弥乱

李昪虽然为自己的“禅让”披上了各种合法的外衣，比如自称是李唐后裔、加封徐温为义祖等等，但这些都无法消除他的“窃人之国”之嫌。

如何确保新政权不会被取缔，特别是如何化解来自国内的威胁，是李昪登基后的首要任务。实际上，李昪的招数并不新鲜，在后来宋朝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非常相似的方法。

其一：遏制地方权力的发展。有这么一件事，非常能够说明这个现象；

与南唐邻近的闽国，有一次爆发内乱，当地人就向南唐方面的信州刺史蒋延徽求援，蒋延徽未经上报，便率军进入闽境，并且还成功占领了建州（今福建建瓯）。

按说，这应该是南唐进军闽地的绝好时机，但在李昪看来，地方长官居然不经过中央政府的授权，擅自向外发兵。这对李昪而言，绝不是一个友好的信号。于是，他宁可放弃建州，也要强行召回蒋延徽。目的则是告诉所有地方长官，是否用兵不是你的说了算，而是我说了算！

其二：大力发展士人政治。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在南唐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宋齐丘。

早在徐温时期，穷困潦倒的洪州乡贡进士宋齐丘就已经投奔到李昪麾下。在此后李昪很多的政治活动中，我们都能看到宋齐丘的身影。

但是在宋齐丘的身上，南唐政治演化出了另一套玩法……

士大夫政治进入五代时期，呈现明显的下滑趋势。后汉时，皇帝亲卫军首领史弘肇当着宰相们的面，公开羞辱文官说：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用毛锥（毛笔）干什么？暴力的杀伐替代了曾经只有上层精英才能玩的士人政治。

具体到当时的每个人而言，政权的流动是司空见惯的，他们不会把自己的政治希望完全寄托到某个具体的政权身上。他们所有政治目的的核心，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换句话讲，文人和君主之间+失去了原来那种相辅相成、存续相依的局面。君主仅仅是文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可以是姓“赵钱孙李”的任何一位皇帝。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就能看明白宋齐丘个人以及其背后的政治脉络。

用李昪的话讲，宋齐丘不过一“游客”。何谓游客？套用当代的词汇，大致可以理解为“政客”。而宋齐丘此后的很多政治行为，也很符合这一政治人物特征。

李昪当初流露出欲受禅代之意时，朝臣立即附和。宋齐丘其实并不反对李昪当皇帝，但其时人在扬州，此时如果再行劝进，不过是随波逐流，谈何首立之功。于是，他匆匆从扬州赶回金陵，进言李昪反对禅让，甚至要求李昪斩杀附和之人，以安人心。

这件事就很能说明宋齐丘的心态。对他而言；你李昪当不当皇帝，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你要当皇帝，那么我必须是首功。重点就在于；我在这件事上能够捞到那些政治利益，只要有利可图，是反对还是赞成，都不重要。一切都只是实现目的的工具而已。

南唐建国后，李昪对宋齐丘愤而不满，有意将其隔绝在政门以外。宋齐丘对此愤愤不平，说：“臣为布衣时，陛下为刺史，今日为天子，可以不用老臣矣。”可在李昇心目中宋齐丘仅是个门客而已，他说道：“公以游客干朕，今为三公，亦足矣。”

整个南唐政治结构最好的就是李昪时期，李昪可以通过自己强大的政治权利，强行扭转整个政治的走向。例如对宋齐丘，李昪任命其为丞相同平章事，兼知尚书省事，但通过一系列的机构设置，彻底架空宋齐丘。到昇元六年（年），也就是李昪病逝前一年。干脆一纸诏令把宋齐丘贬为镇南节度使，出镇洪州。只是，此时的节度使，早已不复昔日的煊赫，不过是处置官员的一般去处。

实际上，之所以外放宋齐丘，除了他在私德上劣迹斑斑以外。李昪还发现，一伙围绕宋齐丘的小政治团体正在逐渐形成，他们既与政府、皇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以宋齐丘为政治上的最高首脑，虽然其实力还不足以对抗中央政权，但却是个不小的隐患，而这绝不是李昪所愿意看到的。

后来的事情也证明，李昪的担心很有必要，宋齐丘出镇洪州后不久，李昪病逝。长子李景通继位，也就是唐元宗李璟。李璟其人，温润有余魄力不足，没有什么主见，这就给宋齐丘再次执政留下了很大的操作空间。

熟悉古代政治制度的都知道，君主一般都会在正常的官僚机构以外，再设置一套或多套监察机构，以此来监察和制衡日益庞大的官僚体系。南唐虽然也设置有御史台，但纵观整个南唐历史，御史台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

以宋齐丘为核心的政治团体，多数是李璟做太子时的潜邸旧人。其中以陈觉、查文徽、冯延巳、冯延鲁、魏岑、李征古为核心成员。时人号之为“宋党”。

所谓“宋党”，事实上他并不代表某个阶层的利益，也不是某个权力体系的附庸，他是五代时期文人的特殊地位加之南唐优渥的政治环境，所孵化出的一个物种、一个孤例。

还是如前文所讲，他们对当前服务的国家没有感情，对上面的皇帝更是毫不在意。他们迫切希望通过皇帝和国家机器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关于这一点，在后来的对闽战争和周唐战役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五、日薄西山

南方诸国中，最先动乱的是盘踞在福建的闽政权。王审知作为创业君主，他死后闽地陷入内乱，兄弟子侄、地方势力之间杀的昏天暗地。当时，就是否向闽地用兵，包括李璟在内，都存在很大争议。

在宋党一方，宋齐丘等人看来。杨行密、徐温时代的开创期已经过去了，自从李昪登基后，又实行和睦修边的政策，整个国家可以从外部汲取的政治资源已经枯竭，如果能够成功拿下闽地，至少在南唐国内，宋齐丘以及背后政治团队的政治资本，无疑会有很大的提升。

就这样，李璟在宋党的“忽悠”下，稀里糊涂地发动了对闽作战。实际上，在战役前期，南唐军稳扎稳打，进退有序，取得了不错的战绩，包括福州在内的汀州、漳州、泉州纷纷归附南唐。

但是包括李璟在内的所有人，都意识到一个问题，南唐军很难再继续深入下去了，闽地的形势要远比他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声称归附南唐的福州李仁达，不过囿于形势所迫，以归附暂缓南唐的攻势。南唐方面要想控制福州，就必须铲除李仁达。李璟遂诏令宋党的陈觉，命他南下诱服李仁达来金陵觐见。打算以此彻底禁锢李仁达。

陈觉到了福州，碰了一鼻子灰，眼看任务失败。在返回的途中，以矫诏发动汀、建、抚、信州兵，以建州监军使冯延鲁为帅，欲以武力迫使李仁达起金陵称臣。在陈觉看来，福州是一座旦夕可破的孤城。

南唐军在闽地的大规模动作，引起了东侧吴越国的强烈反应，吴越与闽之间山海阻隔，道路艰险，然而如果南唐攻下福州，取得对福建全境的统治，吴越将陷入一面临海、三面被唐合围的境地。

吴越君臣下令“纠而为兵者，粮赐减半”，强行在国内迅速召集军队，从海、陆两路出兵福州，联合李仁达，在福州与南唐军展开对峙。双方从年5月，一直僵持到次年年的3月。最终以南唐死亡二万余人，弃军资器械数十万，吴越军进驻福州城，而宣告结束。

事实上，南唐对闽作战的失败远不止这些。就在南唐在福州失败前几个月，公元年正月，北方的契丹兵下开封府，后晋末皇石重贵奉表出降。但契丹在中原的统治遭到了汉人的猛烈反扑，耶律德光不得不撤军北归，中原地区陷入短暂的权力真空期。

来自中原的巨变，让李璟有心越过淮河，图谋中原。但其时，整个南唐都陷入闽地的战争泥潭中，无力自拔。六月，刘知远在开封称帝，建立后汉，南唐失去了唯一一次，有可能北复中原的机会。

五代十国▲

此后对湖南马楚政权的作战，几乎就是对闽作战的翻版。史载南唐“未及十年，国用耗半”。与吴越、马楚、南汉等政权的交恶，也使南唐陷入了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这一点在后来的后周伐南唐、北宋伐南唐战争中，尤为明显。

从显德三年至五年（年－年），周世宗柴荣一方面率军亲征南唐。另一方面联合湖南的武平节度使、江浙的吴越国，三面进攻南唐。迫使南唐割让江北十四州，从此只能仅凭长江，面对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

而就在周唐战争中，宋党的身影依旧是无处不在。周军围寿州时，李璟以其弟齐王景达为兵马元帅，以陈觉为监军使。寿州守将刘仁赡突围求援齐王，请求里外夹击周军，但齐王名为帅，兵权则在陈觉手中，陈觉犹豫再三，不肯发兵，遂寿州援绝，刘仁赡仅凭一己之力抗拒周军，在坚守三年后失陷。寿州失陷，周军长驱直入，饮马长江。

后周▲

第三次周唐战役后期，南唐军屡战屡败，淮南大部分州郡已为周军攻占。南唐方面决定割地求和，来换取片刻的喘息之机。由于出使后周的不是宋党中人，宋齐丘等人坚决反对割地。倒不是宋党有死战到底的决心，只不过，即便是割地换来的“和平”，也要出自宋党之手，断不可让他人染指其间。

周唐战役的失败，加速了南唐内部政治局势的恶化，士人政治由于缺少基本的制衡体系和原始的理论引导，加之五代时期社会风气的诱导。在跑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掌握战争主导权的宋党，要对战争的失败负主要责任。他们“自度事定，必不为群臣所容，若齐丘专大柄，则可以无患。”于是，陈觉、李征古等乘南唐危困之际，进言李璟，建议将国政由宋齐丘摄理，李璟本人退居后苑，“从容谈释老而已”。

宋齐丘的“窃国”之意，惹怒了李璟，在倒宋派的联合支持下，宋齐丘被贬归九华山旧居，幽禁之，次年死去。削李征古官爵，贬陈觉于饶州安置，不久，二人一同被处死。查文徽、冯延巳、冯延鲁相继被贬谪出金陵，落寞而死。宋党就此覆灭。

宋党虽然败亡，但其政治影响犹如附骨之疽，已经深入到南唐的政治血脉中……

北宋建隆二年（年）七月，李璟驾崩，六子李煜继位，是为南唐后主。李煜当权时期，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越来越严峻。但是，宋党遗留下来的政治文化，使南唐的士人与当权者李煜之间，就如同是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各行其道，直到把这个国家扯得四分五裂。

有人主张，趁宋军西灭巴蜀，南平岭南时，自沿江出兵，向北收复淮南失地，李煜不许；湖北的商人送来情报，密言宋军在汉阳，造战舰千艘，为进攻南唐所用，密请前往焚之，李煜不许；朝臣提议，宋军我们打不过，可以先把吴越解决掉，以免未来两线夹击，李煜以“大国附庸，安敢加兵”，依旧不许。

可是，如果说李煜一心作不抵抗姿态，那赵匡胤前后四次诏命李煜入京，李煜每次都婉辞谢绝，直到宋军兵临城下，赵匡胤最后一次诏命李煜入京，李煜依旧严词拒绝。

可事实上，这么有骨气的李煜，并没有做好战备工作。宋军南下，轻易地占领沿江重镇池州，长江防线迅速土崩瓦解，南唐人再一次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守江必守淮的重要性。

如同几百年后，蒙古人进攻南宋一样；在江南，大量的南唐士人对这个国家，弃之如敝屣。在外敌面前，事唐与事宋对他们来说，毫无差别。那个著名的樊若水，数月间在长江的采石矶江面乔装渔夫，丈量江面宽度。然后，携其所得重要情报北上，为宋兵南征出谋划策。

马鞍山采石矶▲

开宝七年（年）九月，宋军正式伐唐。宋军一路高歌猛进，唐军节节败退，望风披靡。在江淮地区，宋军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便兵临金陵城。

兵临城下，李煜孤注一掷，打算做最后的抵抗。他派人突围到长江上游的洪州（今江西南昌），诏命镇南军节度使朱令赟，率洪州水军出鄱阳湖，沿江而下救援金陵。说到这里，我们还是要承认，南唐的文治程度确实要远超同时期的所有政权，朱令赟能够在临危之际，还能接受李煜的诏令，就很足以说明问题。

朱令赟的运气不好，刚好赶上长江的枯水期，大败于宋军，朱令赟战死，金陵彻底绝援。

开宝八年（年），十一月。宋军向围城长达半年的金陵城，再次发动进攻。二十七日，金陵城破，宋军与吴越军涌入城中，南唐后主李煜奉表请降。伴随着昇元阁下燃起的熊熊烈焰，南唐宣告灭亡。宋军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便覆灭了南唐……

回看整个南唐的历史，他几乎符合大众脑海中，关于一个古代统一型国家的所有标准；商贸繁荣、疆域宽阔（相对而言）、高度文治等等。所以我们很难讲清楚，究竟是时代造就了南唐，还是时代毁灭了南唐。

借用何剑明老师在《沉浮：一江春水：李氏南唐国史论稿》序言中的一段话：

南唐似乎从来就没有资格坐过辉煌的历史交椅。历史哈哈镜里折射出的南唐，除了偏安、轻浮、无奈和短命，就是韩熙载的放荡、王屋山的妖娆以及徐铉《稽神录》里放出来的荒诞离奇。作为迷离的符号，南唐被宋元和明清的文士多少次拾起，或作拾遗杂编，或为野史别录，演绎出别样的风景风情，让郁闷的人儿在李煜的词境里慨叹：“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参考资料：《沉浮：一江春水：李氏南唐国史论稿》、《南唐国史》、《南唐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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