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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北方少数民族军事强盛，为了与北方少数民族对抗，朝廷实行“养兵政策”，军队的人数不断扩充，消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加之宫廷生活奢靡，挥霍无度，导致国库紧张。南宋时，国土面积更是减少到原来的一半，却要养活北宋时期的官员和军队，不得不加强海外贸易，设置市舶司机构以收取“关税”。

随着市舶收入的增加，上至皇帝，下至百官，都意识到了市舶收入在国家财政中的重要地位。宋晞先生在《明州在宋丽贸易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谈到：“到了南宋，对市舶之利，更加讲求，市舶之利，约占全国税收总额的百分之三至四。”市舶司税收成为南宋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宋时港口

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制瓷业达到顶峰

随着国土面积的减少，使得农民不能完全靠土地养活自己，迫使许多农民转向了手工业。宋朝手工业发展起来，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提高，并且能够自由地组织生产并改进技术。这时制瓷业、造船业、纺织业、采矿业等手工业都有了显著地发展。尤其是瓷器行业，人们日常生活和外销需求不断提高，民窑数量大量增加，技术有了明显进步。

如装烧方法的改进，火照法和覆烧法的运用和普及，提高烧成质量与数量，降低了成本。窑炉体积扩大，江南地区的窑炉长度达七八十米，个别的长达百米，大大增加了瓷器的产量。在追求生产工艺的同时，对瓷器的审美要求也在提高，宋瓷精美程度在历代陶瓷中首屈一指。

宋朝黑釉盏

为了减少国内金银的外流，市舶司官方购买海外货物均采取以物易物。用绢帛、瓷器作为货币，购买海外商船运来的稀有之物。宋朝瓷器又是那么的精美实用，大受海外国家人民的喜欢，使南宋外销瓷贸易迅速发展，大量输出到海外诸国。

贩运瓷器成了一项可图厚利的买卖，商人们发现了这一商机后，收买大量优秀瓷器，然后运往东南亚。在南朝鲜新安海域元代沉船中所出的一万八千多件中国瓷器，从侧面证明了宋元时期陶瓷贸易兴旺状况。

宋朝青白釉褐斑刻花大碗

宋朝沿海港口附近瓷器窑口大幅度增加

宋朝市舶司附近，窑口众多，均为外销瓷窑口。福建在唐代的瓷窑遗址数量是2个，到了宋代则是23个。浙江在唐代是18个，到了宋代达到了34个。广西在唐代是0，而在宋代达到了14个。其中福建瓷窑的增幅是最大的，多聚集在东南沿海，紧靠市舶司附近，这也跟泉州港市舶司的贸易地位有关。　

南宋中期，龙泉窑已经达到巅峰阶段，其产量和质量跃居青瓷榜首，成为我国瓷器出口的重要品种被大量外销。遍及东亚、东南亚、西亚和北非。其中东亚的日本是中国陶瓷器的主要进口国之一。

出水宋瓷

在福建形成黑釉瓷、青瓷、青白瓷三大瓷系鼎力的窑业生产繁荣局面。同时还善于吸收外来先进的制瓷技术，出现绿釉、褐釉、黄釉、釉下褐彩、剔刻花等瓷器装饰工艺，丰富了福建窑业生产的内涵，促进了福建陶瓷产品的外销。

同安地区的瓷窑主要模仿名瓷烧制，大量销往海内外。该窑主产青瓷，多淡褐黄釉，兼烧青白或灰白釉以及少量褐釉。

出水宋瓷

朝廷对海外贸易支持态度

宋朝廷对海外贸易基本是持积极态度的，鼓励国内商人从事海外贸易，也派人到藩属国去招外商到市舶司进行贸易。宋神宗熙宁五年，日本僧人成寻来到我国，神宗亲自在延和殿召见，并询问成寻日本最需要什么，成寻回答中“茶碗”是其迫切需要的物品之一。可见当时皇帝对海外贸易非常上心，还要亲自过问。

能够招来海外商船到市舶司进行贸易的，只要货物收税达到5万贯到10万贯的，就会授予官职。每达到百万贯就官升一级。绍兴六年的时候，泉州市舶司上奏，纲首蔡景芳从海外招商来的商城交易货物收税九十八万贯。可见当时贸易量之巨大。

东京国立博物馆耀州窑青瓷

这时的海外贸易商人可以说是富的流油，比如泉州一位姓杨的商人，从事海外售瓷10年左右。到了绍兴10年，回到家乡后不再出海，一算账，10年的海外贸易收入40万贯钱。按照网上说法，根据古今金银与粮食对比，宋朝一贯钱综合来算大概相当于今天元人们币，40万贯合人民币差不多元。据记载，高宗末年，武勇效用每月食钱九贯，可谓优而且厚矣，就是说一个月9贯钱足够一家人生活开销，且还有富余。40万贯在宋朝可谓天文数字。

参考：宋代市舶司与陶瓷外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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