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六朝时期承秦汉启隋唐，在科技、文学、艺术等方面创造了空前的繁荣，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中心逐渐南移的重要阶段。

东晋南朝是当时的文化中心，被奉为文化正朔，其政治经济、典服制度、文化艺术等源源不断地辐射到十六国、北朝和海东诸国。

六朝是中外文化交融互汇、民族融合的高峰期，也是文学与艺术开始走向自觉的关键发轫期。

这时期也涌现了一批如王羲之、顾恺之等书画家，他们的社会地位较高，将书画艺术作为体现自我觉醒意识的理想形式，使视觉艺术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高度。

这一时期各大艺术门类异彩纷呈，为兼容开放的隋唐时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一、六朝纪年越窑瓷塑的实物与分期

西汉时期到东汉早中期，从墓葬中出土的器皿看，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随葬品组合以仿铜礼器的鼎、盒、壶、瓿、锺、钫陶器为主，西汉晚期演变为壶、罍、罐。

三国时期，孙吴在江东立国，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制瓷业作为一种新兴的手工业，在上虞曹娥江流域为中心的制瓷业得到迅速发展，展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景象。

西晋时期的纪年墓，以太康、元康年间最为集中，此时的随葬品青瓷，与三国时期的墓葬随葬品无大的差别。

动物形象器皿的雕塑一体化是魏晋南北朝最显著的特点。器形构思奇巧、刻画细致，这些动物造型在写实的基础上予以艺术夸张，恣意绽放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美学意义。

东晋中晚期，尽管各个窑口的产品种类、装饰工艺到造型特点各有千秋但由于相邻的地域、同时代的习俗，在瓷器上又呈现出一些共性。

两汉实行厚葬，六朝兴起薄葬之风，“瓦器”成为薄葬最重要的载体。大量青瓷器随葬的需求，是为“视死如生”的观念而烧制。

六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动乱的时期，政权的频繁更迭，南北民族的交融，多元文化思想的融会，是一个“觉配的时代”。

大量纪年墓出土的浙江青瓷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景象和时代特有的历史风貌。

二、六朝越窑瓷塑的题材与形制

六朝时期，由于南北人口大规模的往来，文化的融合和技术的交流迭代。

客观上给南方手工艺带来了生机勃勃，此时以越窑为代表的南方窑场受社会经济和宗教风俗的极大影响，其青瓷产品题材、装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的局面。

以动物形态作为器物整体造型，或以动物局部作为器物部件装饰的器物，成为此时期装饰的主流。

反映生产生活的成组器物大量出现，品目种类繁多，成为此时期社会生产生活的缩影。

宗教题材的装饰频繁出现，佛教、道家母题多杂糅于同一器物，如堆塑罐等。

三、六朝越窑瓷塑的成型与装饰

六朝时期，中原动荡，江南偏安，越窑青瓷工艺得到快速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越窑青瓷产品器类、装饰、题材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生产工艺中的装饰、模制成型工艺最能代表当时的水平。

衣冠南渡，文化中心南移，大量北方人口的迁入，客观上带给相对落后的南方较为先进的文化技术，江南经济进一步迅速发展。

而且南朝比北方地区相对稳定，破坏较小，加之青瓷生产地距离当时南朝统治中心非常近，青瓷品质质地别致优雅，其产品的种类、装饰技法和装饰题材随着市场需求量而呈现多彩多姿，瓷塑产品因市场需求而大量生产。

六朝越窑瓷塑产品的种类繁多，造型殊异，为此，窑工必须运用不同的工艺技法制作。一直来，传统陶瓷的制作工艺，可分为成型、装饰、施釉、装烧四个层面，因此，以制作工艺作为六朝越窑瓷塑产品的分类准则。

北朝时期、印花技术有了更大的发展，打破了几何印纹的局限，一批富于生活气息的人物题材开始出现，显示了北朝印花工艺新的时代水平。

四、六朝越窑瓷塑的工艺条件

六朝时期，越窑青瓷质地别致优雅，其产品的种类随着市场需求量而呈现多彩多姿，瓷塑产品因市场需求而大量生产。

六朝越窑，为了生产符合当时社会所需要的瓷塑产品，窑工在制胎的瓷石原料上，不断完善淘洗工艺，原料的可塑性和成型理化属性得到很大的改善和提升。

从窑址的发掘情况来看，在实际的生产中，和已具备一定规模的组合淘洗池可以说明，胎料的加工工艺受到了更高的重视。

汉至六朝期间，南方窑场制瓷匠师在继承前朝工艺传统的基础上，即从先秦原始瓷改而采用瓷石作为制胎原料。

以高硅质黏土——瓷土为原料，胎料加工工艺的提升，有条件保障将瓷石进行粉碎。

六朝时期，越窑窑场继承东汉制胎工艺传统，依然采用瓷石为制胎原料，烧结后胎质细腻，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淘洗次数。

东晋德清窑黑釉瓷主要是从提高釉中的含钙量和含铁量以及增加釉层厚度来提高釉的发色。

五、六朝瓷塑工艺的极致呈现

六朝越窑瓷塑有必然成型工艺的步骤，很多瓷塑产品，胎体在成型过程中往往划分成多个部件和组块分别构建接合成型。

并利用清水、泥浆或者釉水粘接，将各组块和部件粘接在一起而形成一个整体，再通过施釉及烧成后得到瓷塑成品。

堆塑罐的制作工艺囊括了同时期的所有工艺技术，可谓汉六朝时期青瓷工艺之集大成者，同时，堆塑罐的制作的工艺显示，工匠们似乎也朝着节省工时、工序的目标迈进。

窑工大多运用浸釉法进行堆塑罐的施釉工序，且普遍采用浸釉法的第二操作模式进行。

但这样的情况，仅可视为众多堆塑罐的局部现象，因为解构堆塑罐的施釉方式，仅靠堆塑罐下部罐身所留下的釉线是不够的，还须倚赖观察堆塑罐内壁的釉线，方能有正确且完整的判读。

因此，保守的说堆塑罐所运用的施釉方式有浸釉法第二、三操作模式和刷釉三种，其中，刷釉技法的运用，有随时间的递进而逐渐淘汰的趋势。

六朝时期的所有窑业，除了洪州窑在东晋南朝时，可能已开始使用匣钵装烧工艺外，其余窑口尚未使用匣钵，只是在个别窑口发现有对口套烧的现象。

堆塑罐的装烧工艺较为单纯，是采单件、明火焙烧，并以支烧具垫高堆塑罐在窑炉内的位置，借此增加堆塑罐的成品概率。

在工艺技术上，六朝越窑瓷塑最大的特点就是“塑与器合一”的结构，解决塑与器的结合问题是六朝越窑瓷塑的核心技术要素。

六朝越窑瓷塑所使用泥料是根据堆塑对可塑性特殊要求的条件下专门加工的；在拼接材料的使用上，对粘合的泥浆进行了专门调制以增强瓷塑与器物粘合的牢固度。

为避免因堆塑过重对器物产生压迫导致的变形坍塌缺陷，六朝越窑堆塑罐器身的转折受力点的结构是经过专门设计的。

由于堆塑厚重易在烧成过程中爆裂的特点，在烧成过程中的升温速度应较为缓慢，给予了较长的烧成时间，采用了适宜的烧成温度。

六、六朝越窑瓷塑源流

越窑瓷塑的创烧，首先和越窑在六朝时期的兴盛发展密不可分；而越窑在浙江东北部以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区为中心发明出来，有大致几个原因。

除了有丰富的瓷土，充足的燃料，以及便利的水路交通之外，还有三方面的原因强力推动着此地区瓷器的发祥。

从三国到东晋，及至南朝，这三方面的因素仍然在起作用，使得越窑的发展持续保持繁荣。

而促使越窑器物种类不断丰富发展，制瓷水平一直维持在顶尖水平，还因为地主经济的发展繁荣，以及佛道思想在本地的流行。

六朝是一个朝代更迭频繁，战乱频仍的历史时期。从三国鼎立，到西晋短暂统一，再到东晋偏安东南，及至南北朝并立，南朝历经宋、齐、梁、陈的政权变更。

这些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人口大迁徙，而这又恰恰促发了越窑的繁荣，当然，也激发了其瓷塑的兴盛。

生产的勃兴，乃至各类动物母题和人物母题等的塑造，及至慢慢地越窑最终走向衰落，可能都与自然环境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六朝时期的佛道观念是非常突出的，它深刻影响了其时的文学、艺术和手工艺，越窑瓷塑无疑在器型、母题、纹饰等方面也受到了很大作用。

堆塑罐除了佛道影响，巫术等因素也不可忽视。由于巫觋可迎神侍灵，在丧葬活动中不可或缺，有研究者就认为，堆塑罐上的拱手跪坐俑，就是此类巫觋。

朝社会一反汉代以来的厚葬之风，施行薄葬，很显然这也进一步促发了相关瓷塑的生产，用以部分代替金银玉器及青铜礼器等，作为随葬明器。

越窑瓷塑的造型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多种方面的借鉴来源，只是载体的不同而已，而越窑瓷塑的造型显然借鉴了前人的创造。

总结

六朝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政权更迭频繁、封建割据、连绵不断的战争，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这个自发阶段讲究的是美和实用性，自觉阶段讲究艺术性和审美观。

苛刻的工艺条件要求下，平凡的匠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代又一代对工艺的经验不断迭代，从直觉、本能、感受、勤劳开启了青瓷的自觉审美时代。青瓷的“自觉”是一个的漫长过程，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

“自觉”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匠人们有意识的来表现审美特性，来自由的进行审美抒情表现的时候，六朝青瓷就超越了另一个高度。

六朝陶瓷的造型装饰与工艺技法在中国陶瓷史上成就了“形神兼备”的特质，而越窑青瓷是其中典型代表。

六朝越窑瓷塑，正是出于从自发进而开始走向“自觉”的状态，这与六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六朝越窑瓷塑“工艺思想和文化价值”内涵多元，呈现了中国陶瓷艺术的早期“自觉”意识，对其进行研究既具有陶瓷史学上的重要理论意义，又对我们当下的陶瓷创作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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