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至春秋时期，由于青铜器制造方面的辉煌成就而被称为青铜时代。但是，青铜制品用料昂贵，产量少，且又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只能供社会少数上层人使用；用途也不广，主要是用作祭祀中的礼器。从整个社会来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唱主角的依然是陶器。与青铜器相比，陶器的制作工艺相对简单，制陶原料分布广泛，价格低廉，一般人都用得起。因此，陶器的用量比青铜器大得多，产量也大得多。制陶业成为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的经济部门，陶器也是最普遍、最大量的交易品。夏代的制陶业在古文献中很少记载，但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在铸造铜器的作坊附近发现了同时存在的制陶和制骨作坊。出土的陶器有鼎、罐、瓶、两等炊具，蠢、觚、爵、杯等饮器，豆、簋、钵、三足盘、圈足盘等食器，以及瓮、盆、缸等盛器。

制作方法有泥条盘筑、模制、轮制和手捏几种。其器形和纹样基本上是龙山文化晚期陶器的继承并有所发展。这在郑州洛达庙遗址中发掘的一处属于二里头文化的陶窑中得到了印证。该窑的外形和结构都与龙山文化时期的陶窑基本相同，是圆筒形单室窑（又称馒头窑），不同的是设置了窑算和算孔。这就使进入窑室的火焰能够均匀地升高温度，从而提高了陶器的质量。到了商代，制陶业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各地这一时期遗址和墓葬的发掘中，商代陶器的出土量都相当可观。河南商城城垣遗址外发现的一处制陶作坊遗址，其分布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有窑炉14座，其中留有大量的陶片。据估计，这些陶片若折合整器，当不下数万件，大多为盆、瓮、尊、豆等泥质灰陶。在郑州商代遗址中还发现了专烧陶盆和陶瓶的窑场。同期的邢台遗址中也发现有专烧隔的窑场。

很显然，当时不仅各手艺行业之间有了分工，而且在制陶业内部也有了专门分工。商代的陶器仍然是以泥质陶和夹砂灰陶为主，兼有泥红陶、黑陶、白陶和釉陶。制法主要是轮制和模制，往往是二者兼用，即轮模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由于制陶业内部分工的发达，加上快轮得到普遍使用，从而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另一方面使大多数器物的器形规整、美观。到了商代中晚期，还出现了仿铜陶器，这一类器物在器形和纹饰上刻意追求逼真效果，可视为陶器中的精品。商代的陶窑仍然是馒头窑，但结构得到了不断改进，已发展到由窑室、窑算、火膛、支柱、火门等几部分组成。在郑州铭功路西侧发现的商代中期烧陶窑炉，其算孔的直径较洛达庙二里头的窑炉有了明显加大，火膛也显著增高。

经过这样改进的窑炉，不仅可以多填柴草增加火力，还可以使火膛的强大火力进入窑室，提高陶器的烧制温度，这就为烧制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水平的刻纹白陶、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提供了条件。白陶有“原始瓷器”之称，是一种用高岭土烧制的陶器，烧成温度在℃左右，是在充分燃烧的氧化焰窑炉内烧成。较之一般陶器，其强度、耐火度、吸水率有了质的飞跃。刻纹白陶的制作尤为精良，对原料的淘洗要求极高，烧成的器物细腻素净，并吸收了青铜工艺的造型和装饰风格，足可与青铜器媲美。白陶最早出现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以及长江下游的一些新石器文化中。到了商代，数量明显增加。出土数量最多的，制作最精致的，要数安阳殷墟。不过为数不是很多，总共才几十件和千余碎片。

这说明白陶在当时是一种极珍贵的陶器。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一件殷墟出土的几何纹白陶瓶和现藏于美国佛立尔美术馆的一件殷墟出土的白陶器，是白陶的代表作。其造型饱满庄重，采用的是泥条盘筑的工艺成型，并在内、外用工具边衬垫边拍打，压成光洁的素面，待干后在器表进行刻饰花纹。刻饰是刻饰白陶特有的装饰手法，构图严谨，凹凸、粗细对比强烈，疏密、层次分明，富于变化，刻镂精美，取得在单一色调的装饰处理上产生有明有暗，变幻成两个色调和折光美的效果。白陶的烧制成功，是制陶工艺在原料选择上的质的突破，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高岭土烧制陶器的国家。白陶的产生，为后世制瓷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除白陶外，商代还烧制出印纹硬陶，这种硬陶也是用高岭土作坯，烧成温度高于白陶，一般在℃以上。

其特点是质地坚硬，敲击声清脆，故有硬陶之称。其器表装饰是通过拍印工艺完成。印纹硬陶的分布地区，从考古发掘情况看，主要在长江以南和东南沿海一带，黄河中下游地区也有发现。到了商代中期，工匠们在烧制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中，不断改进原料的选择和处理工艺，提高烧制温度，并发明了器表施釉工艺，又烧制出原始青瓷，即釉陶。釉陶已基本上具备了瓷器的主要特征：以较纯净的高岭土作原料，胎质灰白，烧成温度达℃以上，质地臻密不吸水，敲击有金属声，器表施釉。釉陶的烧制地域面较广，数量也较多。考古发掘发现釉陶的烧制已遍及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安阳殷墟、郑州商城、济南大辛庄、河北戴台西村、江西清江吴城等商代遗址中都有出土。在数量和器物类型上，南方多于北方。

釉陶（即原始青瓷）的烧制和使用，实现了中国制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展，为瓷器的诞生提供了最直接的物质技术基础。到了西周、春秋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制陶业在商代的基础上得到了更为普遍的发展。器物品种除出现了新品种陶盂外，基本与商代相同，但数量却有明显增加，生产规模扩大。各种器物制作都比较精细，纹饰比较规整，装饰性强，这与轮制和模制的普遍使用有关，同时也是产品更加商品化的反映。这一时期也有不少仿铜器物被生产出来，同时也生产大量制作粗劣为随葬烧造的“明器”。这既反映了当时制陶业的生产规模已能满足普通老百姓为死者随葬对陶制品的需要，又反映出当时商品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陕西和河南等地发现的西周时陶炉看，虽然其形制与构造和商代大致相同，但窑室和火膛比商代后期又有所扩大。

由此可以推论，西周时的陶器烧成温度及其产量和质量都会高于商代。在山西侯马遗址中发现的几座春秋时期的陶窑，不仅火膛加高，火道加长，且烟道设置在窑身的后方，明显看出向战国时期蛇窑发展的趋势。随着建筑技术的进步、居住环境的改变，建筑用的陶器，如板瓦、筒瓦、瓦当等，在商周遗址中被大量发现。如扶风、岐山和长安丰镐等地均有大量出土，春秋时其数量更是大增，致使陶制品的商品流通范围更加扩大。建筑陶器最早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晚期早商遗址中。在宫殿夯土基址内发现了埋有互相套接着的供排水用的陶水管，每根长42厘米，口径约14厘米，壁厚1厘米左右，两端有粗细，可供套接，由此展现出的先人们的智慧和思维令人惊讶。商代晚期出现了分叉的陶管，可使纵横的两条水管作丁字形相交。

到西周时期，除陶管外，又增加了宫殿顶部使用的板瓦、筒瓦和瓦当等建筑构件。春秋时又发现了少量长方形的薄砖，板瓦和筒瓦除素面外，还刻有纹饰，如较粗的绳纹、双钩纹和方格纹等。除日用的和建筑两用的陶器外，“三代”至春秋，都有或多或少的陶器雕塑出土，其中尤以商代早期的发现居多。造型有龟、蛙、羊、鸟，稍后又增加了虎、猪、人像等，制作精致，造型生动活泼，招人喜爱，是陶器中的杰作，是商品市场上的亮点。春秋时期，制陶工艺又有新的突破，即烧制出暗纹陶和彩绘陶。总之，制陶业在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的形成期，无论是新的制陶工艺技术的发明和采用、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规模的扩大，还是制陶业内部分工的发展，品种、器形、纹饰的不断创新、推广、普及和地域间的交流、仿制、继承，都说明制陶业在古代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是“禹禹看世界”，执笔走天涯，与大家一起分享、了解中国的文化！